HIV 阳性医护人员全力抗击肆虐非洲的艾滋病

HIV 阳性医护人员全力抗击肆虐非洲的艾滋病
Dotty Nyambok 是肯尼亚内罗毕 Embakasi 医疗中心的一名 HIV 咨询顾问。当她的患者名单写到一半时，两个女孩走进了她的帐篷。
18 岁的 Helima 来到这里，因为她怀疑自己从男朋友那里感染了 HIV，她的朋友 Winny 陪她一起来就诊。
Dotty 开始例行的一套流程：她打开一根消过毒的针，扎了一下 Helima 的手指，把血滴在试纸上，然后设置好定时器。15:00，14:59，14:58……
在等待的时候，Dotty 问 Helima 如果检测呈阳性，她会怎么想。Helima 坚定地回答，她会死的。
这时，Dotty 分享了她自己的一些经历。通常，当她感觉到某人迫切需要善意和希望的时候，她就会透露这些信息。
“我的 HIV 检测结果就是阳性，”Dotty 说道：“所以如果你感染了 HIV，你会继续生活下去，因为你可以接受药物治疗。”
Embakasi 的帐篷内，两个女孩的脸上浮现出惊讶、羞涩的笑容。自 2012 年起，Apple 通过与(RED) 合作，一直为这家机构的 HIV 治疗服务提供支持。
自 Bono 和 Bobby Shriver 共同创立 (RED) 以来，迄今已筹得 6 亿美元，用于支持抗击艾滋病、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，其中 2 亿美元来自于与其最大企业捐助者 Apple 的合作。
去年，肯尼亚新增 53,000 例 HIV 感染患者。年轻女性的感染人数是年轻男性的两倍。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很高，但与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。
2000 年，肯尼亚成年人 HIV 呈阳性的比例达到 9.3%，这是个让人震惊的数字。与此同时，由于药品供应短缺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，只有在患者的 CD4 (一个用于衡量免疫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) 计数低于非常低的水平时，才能使用挽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(ARV)。这意味着患者必须非常虚弱时才能使用 ARV，对许多人来说，已经为时太晚。
5:27，5:26，5:25……
2007 年，19 岁的 Dotty 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在当时这种糟糕的情况屡见不鲜。在一次产前检查时，医生告诉 Dotty 她的 HIV 检测呈阳性，并让她去两小时路程外的一家诊所进行治疗。没有心理疏导，没有同情，没有后续行动，什么都没有。
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，她拒绝接受现实。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状况，也没有寻求治疗。
Dotty 的儿子生下来仅六周，就死在了她的怀里。他被装进一个能找到的最小“棺材”——食用油盒里埋葬了。
几个月后，Dotty 来到了 Embakasi 医疗中心。
自 2002 年开始接受全球基金的援助以来，肯尼亚和其他七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立了数千个设施，Embakasi 医疗中心便是其中之一。
在全球基金的援助下，非洲的 HIV 治疗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，1750 万人在发现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便立即开始使用 ARV。结果，自 2000 年以来，肯尼亚的新增 HIV 感染病例下降了 52%。截至去年，肯尼亚成年人 HIV 呈阳性的比例仅为 4.8%。
“我决定做心理咨询工作，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再也不会重演。”
2009 年，Embakasi 专门为 HIV 患者开设了一个综合护理诊所 (CCC) 来分发 ARV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球基金的资助。
“全球基金和 (RED) 对 HIV 阳性患者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。”Embakasi 医疗中心负责人 Robina Anene Muli 表示：“尤其是在检测试剂盒、ARV 和其他药品方面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 80% 的供应品和资金。”
3:13，3:12，3:11……
在来到 Embakasi 的第一年，Dotty 被介绍给“Mentor Mother”(母亲导师)，这是一群 HIV 呈阳性、服用 ARV 后生下 HIV 隐性婴儿的同伴教育者。成立 Mentor Mother 是 CCC 扩展计划的一部分，由全球基金资助。
经过数月的治疗后，Dotty 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。
2009 年 11 月 7 日，Dotty 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。“现在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，” 她说，“是 Morgan，他救了我的命。”
Morgan 六个月大的时候，Dotty 申请加入了 Embakasi 的 Mentor Mother。
“我决定做心理咨询工作，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再也不会重演。”Dotty 说道，“我期待着打开患者的心扉，我想让他们明白，我与他们同在。”
在许多设施中，像 Dotty 这样的 HIV 阳性同伴教育者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待 HIV 的方式。
“在成效显著的 HIV 治疗项目中，同伴教育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” (RED) 首席影响官 Luisa Engel 表示，“他们的工作可确保将拯救生命的信息传递给最需要的人，同时他们还在对抗污名和羞辱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”
三年前，Dotty 开始了新工作，担任 HIV 检测顾问。有时她会在患者面前做 HIV 检测，以证明自己感染了病毒，并向他们展示即使有感染也完全能够过一种积极向上、丰富充实的生活。
“我想改变人们对 HIV 的看法，”Dotty 说，“这也是我公开自己的身份时希望做到的。”
:03，:02，:01……
让我们回到 Dotty 的帐篷中，Helim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Dotty 把试纸放在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样本之间。
“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，它表示什么？”Dotty 问到。
“阴性。” Helima 答道。一瞬间，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烟消云散了。在讨论了如何保护自己之后，Dotty 热情地和姑娘们道别。
那天晚上，Dotty 在回家的路上顺手买了些肉，然后回到与 9 岁儿子 Morgan 居住的单间公寓，开始在电炉上做晚饭。
晚饭后，准确地说是晚上 7:58，Dotty 的手机闹铃响了。这标志着他们要开始每天晚上例行的程序了。自两年前 Morgan 长大到足以理解妈妈的病情时，这个程序每天都准时上演。
Morgan 走到小碗柜前，取出一瓶 ARV，小心翼翼地倒出一粒，递给妈妈，让她就着水吞下去。
这些故事就发生在非洲抗击艾滋病的前线。这场“战争”的胜利，最终依靠的是我们每一次爱心传递和每一个善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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